森林家族

　　本報特約評論員黃恆
　　《查理周刊》血案是一場文明內部的衝突，並非文明之間的衝突。極端自由主義和極端宗教理念的本質並無區別。
　　11日，當數百萬人走上街頭，法國籠罩於悲愴之中。
　　僅僅為著紀念恐怖主義對無辜生命的殺害，那隻是悲傷，而悲愴就像聖彼得大教堂內米開朗基羅那尊同名雕像，代表著人類的盲目、鮮血和仇恨，還有被鮮血與仇恨遮蔽的眼睛。
　　兩天前，法國總理瓦爾斯說：“法國正在與恐怖主義展開戰爭，而不是與某個宗教或某種文明對抗。”這讓人看到理性，但在大行進的隊伍前，當許多人高呼“JesuisCharlie（我是查理）”的時候，情感顯然占據了上風。於是，他說：“今天我們都是查理，我們都是猶太人”。此時，他忘記了，為追捕《查理周刊》屠殺案的凶手，同樣有穆斯林警察殉職。
　　在遭受聳人聽聞的凶案後，法國人的情感宣泄，並不奇怪，但在政治語境下，淳樸認知很容易被簡單化和符號化，少數人的暴行成為標簽，縫在多數人的胸口。如今，危險節奏，似曾相識：查理成為言論自由的代名詞，伊斯蘭則被貼上凶手的標識，進而是議會大廈和報紙專欄關於保衛價值觀的爭論，再接下去，一起陷入對文明衝突的粗淺理解和粗暴實踐。
　　“9·11”之後，我們也見過類似團結吶喊的場景，我們也聽過類似正義的詞彙，我們也的確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。一場恐怖襲擊，阿富汗戰爭，伊拉克戰爭，由“基地”衍生出“伊斯蘭國”……世界被徹底改變了，這恰恰是恐怖主義者最初設定的目標。有了上述慘痛經歷，所以，大游行當日，許多美國媒體在反思：我們到底是不是查理？
　　答案必須是否定的，就像必須否定那種以暴力解決分歧的方式，就像必須明白，《查理周刊》血案是一場文明內部的衝突，並非文明之間的衝突。這樣的衝突，已經在利比亞、敘利亞和伊拉克殺死了更多的人。它血淋淋地體現在兩個層面：一是對漫畫家開槍的凶手，他們並不是宗教的使者，而是拋棄傳統前往另一個世界的流浪者，在西方文明中邊緣化，又轉身沉湎於虛無主義；另一個層面則是，篤信自由主義普世價值觀的人們，他們低估了全球化時代文化多元性的美好理想，與自家人口、就業、信仰諸多現實問題的差距，因而不自覺地走在傲慢與偏見的道路上。
　　但答案往往是肯定的。極端自由主義和極端宗教理念的本質並無區別，宛如一根濕漉漉的黑樹枝上的兩朵惡之花。大家都是查理，大家都在雙重標準中扭曲，難分因果。《查理周刊》信仰表達自由，但別忘了阿拉伯裔美國人學會會長詹姆斯·佐格比的評論：“歐洲人總認為對抗社會禁忌是先進文明的一種表現，但他們卻忘記了先進文明也包括對不同文化的包容和尊重。”也不要忘記蘭德公司高級政策研究員謝里爾·貝納德的抱怨：“如果數以百萬的穆斯林因為宗教領袖被描繪成暴徒而走上街頭，可是無助人質被砍頭時卻選擇安靜地坐在家裡，那麼我們實在不該繼續躲在取悅別人的陳詞濫調背後。”
　　世界正是如此複雜，悲愴的是，成為查理很簡單。
　　相關報道見A18、A19版　　（原標題：《查理周刊》血案並非文明間的衝突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