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報特約評論員黃恆
  《查理周刊》血案是一場文明內部的衝突,並非文明之間的衝突。極端自由主義和極端宗教理念的本質並無區別。
  11日,當數百萬人走上街頭,法國籠罩於悲愴之中。
  僅僅為著紀念恐怖主義對無辜生命的殺害,那隻是悲傷,而悲愴就像聖彼得大教堂內米開朗基羅那尊同名雕像,代表著人類的盲目、鮮血和仇恨,還有被鮮血與仇恨遮蔽的眼睛。
  兩天前,法國總理瓦爾斯說:“法國正在與恐怖主義展開戰爭,而不是與某個宗教或某種文明對抗。”這讓人看到理性,但在大行進的隊伍前,當許多人高呼“JesuisCharlie(我是查理)”的時候,情感顯然占據了上風。於是,他說:“今天我們都是查理,我們都是猶太人”。此時,他忘記了,為追捕《查理周刊》屠殺案的凶手,同樣有穆斯林警察殉職。
  在遭受聳人聽聞的凶案後,法國人的情感宣泄,並不奇怪,但在政治語境下,淳樸認知很容易被簡單化和符號化,少數人的暴行成為標簽,縫在多數人的胸口。如今,危險節奏,似曾相識:查理成為言論自由的代名詞,伊斯蘭則被貼上凶手的標識,進而是議會大廈和報紙專欄關於保衛價值觀的爭論,再接下去,一起陷入對文明衝突的粗淺理解和粗暴實踐。
  “9·11”之後,我們也見過類似團結吶喊的場景,我們也聽過類似正義的詞彙,我們也的確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。一場恐怖襲擊,阿富汗戰爭,伊拉克戰爭,由“基地”衍生出“伊斯蘭國”……世界被徹底改變了,這恰恰是恐怖主義者最初設定的目標。有了上述慘痛經歷,所以,大游行當日,許多美國媒體在反思:我們到底是不是查理?
  答案必須是否定的,就像必須否定那種以暴力解決分歧的方式,就像必須明白,《查理周刊》血案是一場文明內部的衝突,並非文明之間的衝突。這樣的衝突,已經在利比亞、敘利亞和伊拉克殺死了更多的人。它血淋淋地體現在兩個層面:一是對漫畫家開槍的凶手,他們並不是宗教的使者,而是拋棄傳統前往另一個世界的流浪者,在西方文明中邊緣化,又轉身沉湎於虛無主義;另一個層面則是,篤信自由主義普世價值觀的人們,他們低估了全球化時代文化多元性的美好理想,與自家人口、就業、信仰諸多現實問題的差距,因而不自覺地走在傲慢與偏見的道路上。
  但答案往往是肯定的。極端自由主義和極端宗教理念的本質並無區別,宛如一根濕漉漉的黑樹枝上的兩朵惡之花。大家都是查理,大家都在雙重標準中扭曲,難分因果。《查理周刊》信仰表達自由,但別忘了阿拉伯裔美國人學會會長詹姆斯·佐格比的評論:“歐洲人總認為對抗社會禁忌是先進文明的一種表現,但他們卻忘記了先進文明也包括對不同文化的包容和尊重。”也不要忘記蘭德公司高級政策研究員謝里爾·貝納德的抱怨:“如果數以百萬的穆斯林因為宗教領袖被描繪成暴徒而走上街頭,可是無助人質被砍頭時卻選擇安靜地坐在家裡,那麼我們實在不該繼續躲在取悅別人的陳詞濫調背後。”
  世界正是如此複雜,悲愴的是,成為查理很簡單。
  相關報道見A18、A19版  (原標題:《查理周刊》血案並非文明間的衝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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